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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针对被报纸点名的两人涉嫌伪造货币的刑事诉讼程序被延缓。

它不仅将传统凸显强制性的国家法观所掩盖的国家法中的软法展现出来，更是将原先被边缘化的非国家法规范拉到视野的中心。关于公民义务的许多法律条款，也不尽然都以制裁为促使其履行的手段。

强制性规范向普通民众传递的信息是命令性的，且往往以不利后果作为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正是由于软法规范与正式法律规则之间有着广泛的、紧密的、多面向的特殊关系，其中有些规范成为正式法律规则实际运作不可或缺之条件，其才得以享有法律或准法律的性质。通过解释，软法与正式法律规则的规范内容发生关联，从而享有较高的特殊地位。[39]不仅如此，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发展以及相应的行动、决策，潜伏着大量不可确定、不可预测的风险，而无所不在的风险阴影和风险转化为巨大灾难的随机性、突发性，也使得民族国家的集中治理以及基于确定性的治理处于绵软无力又饱受诟病的境地。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刘宁宁、沈天宵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第42-43页。

  四、结语：为何软法？沟通万能？ 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的同时存在历史悠久。在世界仍然需要民族国家治理结构的情境中，此类体现民族国家集中治理权威的立法权，不可能分散化。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法律的自由，也不存在任何人是高于法律之上的。

一方面，留学生去外国学习法和法学，对西方法学观比较熟悉，与未出过国门的法律人才相比，在传播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45] 孙中山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方面，不仅有主张，而且有实践。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一）政法刊物 在近代传播西方法学观的刊物方面，首先必须提及的就是由中国留学生自己所创办的政法刊物《译书汇编》。

[33]《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无罪推定等，在实际生活中的命运也大体如此。

先是在 1901年之后出现了在 变法修律过程中爆发的以沈家本、伍廷芳等为首的法治派，与以张之洞、劳乃宣等为首的礼教派之间的围绕要否保留传统的干名犯义、故杀子孙、子孙违反教令 等罪名的争论。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31]魏源：《海国图志》弥利坚即美里哥国总记，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1877年11月，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黄遵宪(1848—1905)，跟随翰林院侍讲、中国首任 驻日本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担任使馆参赞。

(笔者注：除法学类刊物之外，还有一些综合类的社会科学、时事政治的报刊杂志，也为传播西方法学观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主权在民)。[2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他们也成为近代西方法学观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载体。

[41] 梁启超在《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对三权分立的理念作了说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不相侵轶，以防政府之专恣，以保人民之自由。[19] 郑观应强调：在泰西各国，均设议院，以为表达众意的机关，实行法律的治理。

大家都要求条件应该人人平等，而正义也就不外是这种平等。[17]王韬：《园文录外编 ?纪英国政治》，陈恒、方银儿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参阅何勤华：《外国人与中国近代法学》，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4期。同时，一批由清政府聘请的日本法律专家，如冈田朝太郎(1868—1936)、小河滋次郎(1861—1925)、志田钾太郎(1868—1951)、松冈义正(1870—1939)等也加入 了传播西方法学观的行列。此外，近代中国传播西方法学观的物质载体，主要是报刊杂志和法律教育的讲坛，而留学生基本上都是这些载体的主体。[15] 王韬在《园文录外编#8226;达民情》中描述了西方法律是公意之体现的现实：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19]魏源：《海国图志》弥利坚即美里哥国总记，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法学季刊》由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于1922年创办。1925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山东高等审判厅长张志被残杀案，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

这些时论，经王韬整理，于1883年首次出版，取名《园文录外编》，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中国近代宪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学科，情况也大体相同。

1901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不得不宣布实行修律变法。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

1915年9月 15日，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在该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文章，如《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人生真义》、《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等。(笔者注：此外，如下一些政法类刊物在传播西方法学观方面也作出了贡献：《法律周报》(浙江法律周报社，1914年)，《法律月刊》 (北平中国大学政治部，1929年)，《中华法学杂志》(谢冠生主编，1930年)，《法学丛刊》(中华民国律师协会，1930年)，《法政季刊》(法政季刊社创办，1933年)，《法治周报》(法治周报社，1933年)，《法轨》(法轨杂志社，1933年)，《法学专刊》(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1934年)，《法学论丛》(上海大厦大学法律学会，1935年)，《法学杂志》(持志学院丙子法学社，1935年)等等)这些刊物中，在传播近代西方法学观方面贡献最巨者，是《法律评论》和《法学季刊》。[46]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从30年代起，国人自行编著和撰写的传播西方法学观的作品日益增多。

勿能保于天则为弃，疾视而侵之于天则为背，全顺者受其福，而背弃者集其殃。[12]   四 从中国近代保留下来的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详细地了解到，前述(第一部分)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学观的主要内容，在近代中国基本上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6]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故真正主权之人，惟属于人民全体。

[28] 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也指出：人民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尤其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发展了公民人权观的内涵，为世界的人权保障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9] 根据上述启蒙思想家的原始话语，我们大体可以归纳出几点关于近代西方法学观的核 心要素：法律是公意(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不仅有19世纪下半叶启蒙思想家王韬、郑观应、黄遵先、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大力鼓吹，也有以沈家本、伍廷芳等为代表的法治改革派的竭诚倡导，并被规定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裁定奕匡等核拟中央各衙门官制谕》和由大理院呈奏的《审判权限厘定办法折》、《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以及1910年颁行全国的《法院编制法》之中。[32]魏源：《海国图志》弥利坚即美里哥国总记 ，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如江庸、王宠惠、罗文干、严鹤龄、丁惟汾、张知本、章士钊、沈钧儒、程树德、白鹏飞、张君劢、张耀曾、戴修瓒、陈瑾昆、李大钊、萨猛武、郑毓秀、潘大道、史尚宽、张志让、周鲠生、范扬、王世杰、钱端升、蔡枢衡、陈霆锐、吴经熊、谢冠生、梅汝、胡长清、周枬、张汇文、卢峻、崔书琴、陈文彬、杨兆龙、戴炎辉、孙晓楼、杨鸿烈、丘汉平、龚祥瑞、王铁崖、李浩培、唐表明、赵理海、陈体强、韩德培、芮沐等。

（三）大学法律教育 中国自从仿照西方兴办新式高等法学教育之惑，这种教育也成为西方法学观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 982年版，第48页，第132页，第43页。

此说也，自法国硕学孟德斯鸠始介之。该刊自发刊起，就成为北方宣传西方法律知识和法学观的主要阵地。

[35] 而在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则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20] 黄遵宪在考察日本政制之后指出：余闻泰西人好论权限二字。